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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件鲁迅家书手稿归属引官司

2016-09-29 09:12:00    编辑:黄婉琼    新闻热线:0791-86847179

   圆桌议题

  9月24日,一则鲁迅后人与绍兴鲁迅纪念馆争夺鲁迅致周作人17封信的消息被公开,引发法学界热议。

  相关报道称,1988年,周丰一(周作人之子)及妻、子收回在“文革”中被“红卫兵”抄家掠走的17封鲁迅写给周作人的信函后,家中成员对保留还是捐献这17封信未达成一致意见。1990年,周家决定将17封信全部交付绍兴鲁迅纪念馆代为保管,周丰一出具了代为保管《委托书》。2013年8月6日,周丰一夫妇相继逝世后,其长子周吉宜被告知,17封信已经不再属于“代管”,因周丰一已于1991年9月递交其个人署名的《捐献声明》,将17封信捐赠给了绍兴鲁迅纪念馆。为了避免周家产生矛盾,此情况一直没有告诉周家后人。

  2013年8月19日,周吉宜致函绍兴鲁迅纪念馆,言明《捐献声明》侵犯了其他财产共有人(周作人子女及其后人)的权利,无法律效力。10月8日,绍兴鲁迅纪念馆回函表示:同意周吉宜的意见,并希望周吉宜在处置17封信时“优先”考虑自己。但周吉宜在2015年致函绍兴鲁迅纪念馆,告知拟收回17封信重新处置时,绍兴鲁迅纪念馆以“捐赠”成立为由回函拒绝。

  双方交涉未果后,周吉宜等16人以要求返还代管的17封信为由,将绍兴鲁迅纪念馆诉至法院。一审判决认为,周丰一出具的《捐献声明》有效,原告的诉讼已经超过了20年的诉讼时效,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。周吉宜上诉后,二审已开庭审理但未作出判决。

  据了解,目前在市面上,前述17封鲁迅家书,基本拍卖价达到了每页500万元左右,换言之,这17封信的市场经济价值在亿元以上。9月24日下午,北京某宾馆会议室,多位知名学者集聚于此,参加“周作人鲁迅信函手稿物权归属研讨会”。

  围绕着这17封信到底该归谁所有的话题,本报特邀请法律专家展开讨论。

  案件研讨会现场

   主持人

  郭俊

   嘉宾

  吴平芳新余学院法学院副教授

  李春华广东(深圳)穗江律师事务所律师

  朱巍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研究员、副教授

  徐昕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   捐赠是否有效?

  新法制报:作为信函继承权人其中一人,周丰一未经其他继承权人同意或授权就签署捐献声明,捐献行为是否有效?他能捐赠处分自己应继承的那部分吗?

  徐昕:首先,17封信属于多人共有,未经其他继承人和财产共有人同意,并且是在多名遗产继承人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,周丰一基于个人意愿单独捐赠,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。其行为不代表其他产权共有人,且明显违背其他共有人的意愿。其次,这17封信是鲁迅先生写给周作人先生的家书,有特殊的人格权属性,不可以作为共有财产来分割,即使单独处分自己的份额部分,也是无效的。而且,《捐献声明》作为捐赠合同,未经“涉案信件”的共有人同意,其内容损害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,违反了《合同法》的强制性规定,属无效合同。无效合同自然没有法律拘束力,17封信仍属于绍兴鲁迅纪念馆代管状态。

  朱巍:周丰一的所有权源自继承,是从其父周作人处继承而来,如果周作人没有其他子女,或者对这些信件达成一致处分意愿的话,那么周丰一就取得了完全所有权。周吉宜作为周丰一之子,是继承其父财产的主体,不过,周丰一在生前已经做出处分,所以这些信件已被捐献,不属于遗物,不能继承。即便是当时这些信件还有其他继承人,也是周作人其他子女的后人,而非是现在的周吉宜,这个案件不管事实如何,周丰一的后人是没有诉权的。

  吴平芳:周丰一未经其他继承人同意或授权签署捐献声明,其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,按《合同法》第51条规定属效力待定的行为。此行为若得到其他权利人的追认或受让人系善意取得,则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,反之则合同无效。本案中,因周丰一的捐献行为未得到其他继承人的追认,而鲁迅纪念馆又不属于善意取得,如果17封信被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主体的话,捐献行为无效。

  李春华:根据我国《合同法》有关规定,捐赠的对象仅限于捐赠者本人的财产,或者他人授权范围内其可以处分的财产。在本案中,如果1990年其他继承人只是授权周丰一代办委托纪念馆保管涉案信函事宜,而非授权其处理包括决定是否捐献等相关事宜,那么周丰一无权代表其他继承人对书信进行捐献。且纪念馆未进行催告并得到其他继承人的同意,那么该捐献仅对周丰一本人有效,即周丰一只能捐献属于他自己的那部分。

  不告知是否属欺诈

  新法制报:绍兴鲁迅纪念馆之前一直以委托保管名义占有文物,后来明知周丰一有捐献行为却不告知其他权利人,有观点认为这属于欺诈,大家对此有何看法?

  吴平芳: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,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,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,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。虽然纪念馆明知捐献行为却不告知其他权利人,其行为属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,但并没有诱使其他权利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。而且在之后的交涉过程中,鲁迅纪念馆曾表示希望其他权利人在处置17封信时“优先”自己。因此,纪念馆的行为不是欺诈。

  徐昕:毋庸置疑,绍兴鲁迅纪念馆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。一是故意向17封信的共有权人隐瞒所谓捐赠的问题,甚至在周丰一去世后,其妻张菼芳女士到绍兴,曾特意提起这17封信的委托保存之事,馆方此时仍故意隐瞒。二是纪念馆一开始就明知有十多位共有产权人,但一直故意隐瞒。当张菼芳明确提出欲自己保管之后,馆方仍然继续隐瞒,这就上升为欺骗了。

  朱巍:纪念馆的告知义务是针对财产未确定状态时,对继承者的应履行的义务。本案中,周丰一已经明确信件捐赠的事实,所以纪念馆没有义务告知其继承人这些信件的归属问题。至于欺诈,当然更不属于。若纪念馆伪造了捐赠文书,这才涉及欺诈的问题。

  李春华:欺诈是指以使人发生错误认识为目的的故意行为。显然,其他继承人对于代管和捐献还是分得清的,并未因此产生错误认识,不好说是欺诈。但是,纪念馆方面隐瞒重大事实以企图蒙混过关是肯定的。周丰一出具《捐献声明》时,纪念馆方面应该知道周丰一无权代理其他继承人捐赠,却不及时催告其他继承人确认,因此该《捐献声明》对其他继承人不产生法律效力。

   纪念馆能否算善意取得?

  新法制报:目前,从绍兴鲁迅纪念馆“取得”17封信所有权的形式来看,能否算善意取得?

  朱巍:若是周丰一无权处分17封信,即便是公益捐赠,按照合同法规定也应属于无效行为,纪念馆就无法取得所有权,或者无法取得全部的所有权。

  李春华:本案中,纪念馆显然不构成善意取得,不应取得17封信的所有权。首先,纪念馆并未就涉案信函给权利所有人支付合理的价格。其次,纪念馆明知涉案信函的权利人并非捐赠者一人,捐赠行为也并未取得

  其他权利人的相关授权,事后纪念馆却未催告其他权利人确认,故不能证明纪念馆在受让时出于善意。

  吴平芳:根据《民法通则》和《物权法》第106条规定,善意取得必须符合四个条件:分别是让与人无处分权,受让人是善意的,受让人支付了合理对价,以及应该登记的已登记,不需登记的已交付。本案中,纪念馆在受让时没有支付合理对价,故不属于善意取得。

  徐昕:依据目前所看到的案件材料,本案不符合善意取得,因为馆方没有支付任何对价,其受让是明知捐赠违背其他共有人意愿的情况下,并非善意,而是恶意。

   以超时效判决妥否?

  新法制报:一审法院以超过最长诉讼时效为由,判决驳回周吉宜等16人的诉讼请求,却认定周丰一的捐献声明有效,这样做妥当吗?

  吴平芳:一审法院以超过最长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不当,因周吉宜对鲁迅致弟的17封信属于物权,是物权请求权,而不是债权请求权。我国诉讼时效的客体是债权请求权,物权请求权中的返还原物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。只要物权存在,物权请求权就应该存在。一件物品,无论经过多少年,无论辗转多少人之手,只要占有该物品的人没有支付对价,也不存在善意取得的情况下,物品的所有人都有权要求返还原物,无权占有人必须返还。

  徐昕:诉讼时效的计算是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开始计算,由于捐赠行为无效,则不会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。退一步来讲,即使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,也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延长,即有特殊情况的,人民法院可以延长最长诉讼时效,因为本案存在故意隐瞒事实,甚至欺骗的情况,周吉宜等人终结委托保管时才得知《捐献声明》的存在,实属情况特殊。

  李春华:本案诉讼时效应自其他继承人知道被捐献事实之日起算,期间因其他继承人与纪念馆方面一直在交涉,适用诉讼时效中断,因此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。即便超过诉讼时效,一审法院的处理也有欠妥当。庭审过程中,法官可以就是否超出诉讼时效以及捐献是否有效进行调查,但是如果确认案件起诉超出诉讼时效,法院完全可以此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,没必要再就捐献是否有效这个实体问题进行认定。

  朱巍:本案的诉讼期限的算法应该从1991年周丰一捐赠之日起算,到2011年就届满了20年的最长时效。诉讼时效一旦到了,周家后人可以继续主张权利,只不过不能用诉讼解决而已。

  ◎文/图记者郭俊

  来源:(法治江西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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